近日，人民画报社旗下的《中印对话》(2020年4期)刊发我中心研究人员、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副教授李好和成都大学外国语学院樊皇共同撰写的《经济“去中国化”，印度你做得到吗?》。
全文如下
经济“去中国化”，印度你做得到吗?
李好 樊皇
“去中国化”源于经济衰退
中印两国主流智库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印度经济尚不具备“去中国化”的实力，若执意强行“去中国化”最终只会损害广大印度企业的利益。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民旺指出，印度对华经济依存度较高，单制药产业的原料药对中国的依赖就超过70%，相信等到“情绪化”结束之后印度对华经贸的态度必将回归理性。印度著名经济学家斯瓦米纳坦·艾亚尔(Swaminathan Aiyar)也认为，印度要在全球产业链中更进一步，就不得不从中国进口更多的商品。不过，印度学者也因此呼吁要在未来的经贸合作中尽可能降低对华依赖。尼赫鲁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狄伯杰(B. R. Deepak)就呼吁印度政府尽快明确究竟在哪些领域可以与中国展开合作，尤其是在高新技术领域需要在与中国合作的同时注重印度的技术和市场自主，不能过度依赖中国。
不管印度经济是否真的会“去中国化”，中印经贸关系的确遭遇了最近二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波折。中印经贸合作遇冷，表面上是由边界冲突引发的，但其背后起根本作用的却是疫情期间印度经济的衰退及莫迪第二任期政策取向的变化。
进入七月以来，印度的疫情严重失控。新冠肺炎疫情若再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或将引发印度出现迄今最严重的经济大衰退。据IMF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20-21财年印度经济增长率已从5.8%大幅下降至1.9%。
莫迪上台伊始，因其在古吉拉特邦卓有成效的经济改革成就而被寄予厚望。莫迪在第一任期内也的确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包括土地改革、废钞令以及GST税改等，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相反，这些激进的改革措施由于缺乏完善的配套措施，反而诱发了市场秩序混乱。莫迪执政的六年间印度经济增长率大多维持在6%-7%的水平，没有比前任辛格政府时期更高，个别年份甚至更低。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印度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的同时也进一步暴露了其经济的脆弱性。印度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约束问题，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决定了后疫情时期印度经济下滑恐将持续一段时间，这将是莫迪政府在第二任期面临的一大难题。因此，这一“新常态”将对印度当局对外经济心态和政策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后疫情时期印度的政策走向
目前来看，莫迪政府政策取向有从以发展经济为中心转向印度教至上主义的内政外交趋势。内政方面，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以及其背后的印度国民志愿团(RSS)把经济下滑归咎于软弱的国家能力，认为当前印度社会整合度极低，在宗教、社群、社区等各阶层都有分而治之的政治传统，这成为严重制约印度现代化发展的桎梏。因此，莫迪政府发起了印度教民族主义引领的“国族再造”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国家能力建设。
外交方面，印度认为中国已经成为21世纪改变印度洋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的塑造性力量，对其在印度洋的控制权形成了重大挑战。中印两国综合国力的差距，叠加领土争端、地缘政治竞争，以及1962年战败的“耻辱”，中国已经被塑造为印度的威胁，此举在疫情期间也被证明成功地凝聚了印度国内的民族意识，以及转移了日益激烈的社会矛盾。
事实上，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印在共同应对逆全球化以及全球治理中的挑战等领域，仍然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与发展诉求。对中印两国来讲，后疫情时期坚持中印经贸合作不动摇，既是符合双方利益的明智之举，也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选择。对印度而言，加强对华合作是实现“印度制造”、嵌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最优选择。对中国而言，加强对印合作能扩大战略纵深空间、降低对美依赖，同时对推动西部内陆地区开放、促进国内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等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后疫情时期中印经贸合作无疑面临重重阻力，最重要的原因是当前双方深化经贸合作的战略互信基础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如果印度在边界问题、印度洋竞争、中巴关系等等问题上仍然不能以新思维去引领新外交，那么中印战略互信的修复和增进会变得更加困难。“中印+”模式在南亚次大陆及印度洋地区的跨区域项目合作也会因此受阻。此外，鉴于对华长期贸易逆差的不满，叠加所谓“国家安全”防范的考虑，降低对华依赖已经成为印度国内的共识。后疫情时期，即使双边关系缓和，印度在“自力更生”的发展新思维指导下对外开放战略也将以“进口替代”为主，中印经贸合作空间收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