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庞卫东，郑州大学东盟研究院、历史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
原文载《世界历史》2025年1期
在东南亚国家中，泰国的现代化进程展现出独特且曲折的发展轨迹。一方面，自1932年君主制终结以来，泰国政坛历经了频繁的政权更迭，共发生了20次政变，并颁布了20部宪法，政变的频繁程度在东南亚乃至全球范围内都颇为罕见；另一方面，泰国在战后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至1996年已成功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彰显了其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活力与潜力。然而，一些人在审视泰国的现代化进程时，往往将其简单地视为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模仿，以及搭乘全球化浪潮的便车。这种看法实则忽略了泰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蕴含的深厚本土文化根基与独特性。泰国的现代化并非是一帆风顺、线性推进的发展过程，而是经历了多次的反复、调整与曲折，其现代化前景看似不明，充满不确定性与挑战，实则蕴含着独特的历史演进机制。
一、朱拉隆功改革与泰国现代化的启动
19世纪中期，在西方殖民浪潮的冲击下，亚洲各国相继主动或被动地踏上现代化征程。1873年，拉玛五世朱拉隆功亲政后，在受西式教育的王族精英支持下，逐步推行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方面的改革，开启了泰国现代化道路。在同一时期的亚洲，诸多国家也在进行类似的改革尝试，其中包括土耳其的坦齐马特改革、中国的洋务运动、日本的明治维新、伊朗的尼扎姆新政以及缅甸的敏东新政等。相较而言，泰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无疑走在了前列，其改革举措与成效颇受瞩目。国内外学界对朱拉隆功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一些学者甚至称朱拉隆功改革奠定了泰国现代化的基础。然而，经过几十年的改革，至1932年政变时，泰国在政治上仍是君主专制国家，在经济上依然是亚洲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因此，如何认识朱拉隆功改革对泰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是研究泰国现代化需要思考的问题。 若考察朱拉隆功改革对泰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须先厘清现代化的基本概念和观察维度。罗荣渠教授从历史的角度对现代化进行了界定：“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它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指落后国家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变革，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家水平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作为人类近期历史发展的特定过程，把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的实现作为现代化完成的一个主要标志也许是合适的。”现代化是一个复合和复杂的概念，它具有多个维度和层次，同时不同的人群、社会、组织对现代化的理解和认可度不尽相同。通常来讲，现代化有三大维度：政治、经济、社会。从政治维度看，现代化侧重于政治发展，强调行政和法律的发展、群众参与、民主建设、稳定有序变化等；从经济维度看，现代化强调经济的工业化和产业结构的改善；从社会维度看，现代化主要指世俗教育的普及、城市化、科学化等。 若以此标准来衡量，朱拉隆功改革仅是打开了泰国现代化的大门，并没有奠定泰国现代化的基础。首先，虽然朱拉隆功仿效欧洲对国家行政组织进行重大改革，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改革并没有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也没有为政治民主化奠定基础。朱拉隆功改革之后，泰国的传统政治制度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国王依旧保有至高无上且不受制约的权力。中央政权的性质依然是国王的“家天下”，权力高度集中于王室。1892年所组建的内阁中，12位部长中有9位皆是国王的亲弟弟，这一内阁因此被贴切地称为“王弟内阁”。其次，朱拉隆功改革后，泰国仍是东亚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至朱拉隆功统治末期，泰国工业仍极为落后，没有钢铁、机械制造、化学化工等最基本的工业；农业依旧保持传统的生产方式；经济畸形发展。最后，从社会维度看，在朱拉隆功治下，泰国的教育仍以寺院教育为基础。朱拉隆功虽然最早在教育领域进行改革，兴办了一批军事、法律、警察等新式学校，但泰国仍以佛教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以致在20世纪初泰国的教育落后于东南亚大多数被殖民国家。 在历经长达几十年的改革后，为何泰国的现代化步伐依旧迟缓？东南亚史学者贺圣达对此提出了深刻的见解：“朱拉隆功改革前泰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朱拉隆功的改革，使它在通往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未能在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和文化教育世俗化等方面，迈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步伐。”诚然，改革起点低是泰国后续发展迟滞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它既非唯一缘由，亦非核心症结所在。将泰国与同时期的日本相比不难发现，在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国土面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泰国并不逊色于日本。然而，明治维新的成功与朱拉隆功改革后泰国现代化进程的缓慢形成了鲜明对比。究其根源，在于朱拉隆功改革的核心目标聚焦于国家统一、主权独立以及王权的巩固，而非追求所谓的“现代化”。在此背景下，发展经济、改革行政体制及兴办教育等措施，仅仅是作为实现上述政治目标的手段而非改革的最终目的。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932年终结曼谷王朝君主专制的民党领导人，如披耶·帕凤、披汶·颂堪、比里·帕侬荣等，多数曾就读于朱拉隆功推动建立的新式学校，接受了系统的西式教育，并深受政治民主思想的熏陶。此事不仅反映了朱拉隆功改革在某种程度上的悖论，也揭示了泰国现代化进程中复杂而微妙的政治与社会变迁。
二、军人主政与泰国现代化的曲折探索和加速发展
1932年，泰国军方发动了一场旨在推进民主化的革命，成功推翻了拉玛七世的专制统治，并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架构。在此后的六十余年间，尽管文官政府偶尔上台执政，但这些时期仅为政治舞台上的短暂插曲，军人集团才是泰国政坛的主导力量，构成了该时期政治生态的主旋律。这一时期既是泰国政治现代化的曲折探索时期，也是其经济现代化加速推进的关键阶段。在此过程中，尽管传统因素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依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现代因素的影响力亦在逐步增强，并逐渐成为推动泰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驱动力。
首先，泰国政治经过“民党宪政”“泰式民主”和“国王领导下的民主”阶段的曲折探索，基本实现了由“武治”向“文治”的转变。 1932年12月10日，泰国颁布第一部宪法，标志着泰国政体从绝对君主制转变为君主立宪制。该宪法在形式上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政治精英垄断国家权力，并倾向构建排他性的权力结构。尽管宪法明确提出了“主权在民”的观念，但宪法第16条又规定，国民议会议员分为两部分：一半议员由民选产生；另一半议员由任命产生。如果从国家权力垄断的角度来看，民党构建的君立宪制与被其推翻的君主专制之间，并无实质差异，皆为少数精英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只是权力从极少数王族精英转移到了少数平民精英手中而已。二是强调国民议会是民主政体的外在表现形式。在民党执政期间，泰国国民议会始终保持运作。作为民党军官派领袖，披汶·颂堪也从不承认自己是独裁者，而强调他对宪法体制的维护，以及其权力来自国会授权。民党之所以强调国会的重要，原因在于它必须从“主权在民”的现代价值观念中汲取政治合法性。因此，国民议会作为体现民意的代议机构就具有了“国会权威”的象征意义。 二战后，泰国政局空前混乱。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初，泰国政坛发生了5次政变，颁布了4部宪法，文官集团、保皇派、军人集团都试图在宪政体制下建构更有效的治理体系，但都无法解决效率低下、民生困顿、政府腐败的痼疾。在1958年政变后，大权独揽的沙立·他那叻决定抛弃宪政体制，转而建构符合本国国情的“泰式民主”体制。沙立所谓的“泰式民主”实际上是泰国传统政治的回归。这套体系有三个特点：一是恢复世俗的等级体制。沙立把国家分为政府、官僚、民众三个层次，强调政府拥有决策权，官僚掌握执行权，民众忠诚和顺服国家。二是立足民生，推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在行政管理方面，沙立政府推行“专家治国”。在经济领域，沙立政府力主经济模式的转型，并不断加大教育领域的财政投入。三是实行开明专制的家长政治。沙立在“民族、宗教、国家”三原则的基础上，以国王授权代替国会授权作为政府合法性的依据。在沙立构建的政治体系中，政府总理不仅掌控军警大权，而且垄断行政决策权，还通过任命议员来操纵国会。与此同时，沙立还力图通过改善民生，构建“爱民如子”的大家长形象。 沙立·他那叻于1963年去世后，其亲信他侬·吉滴卡宗和巴博·乍鲁沙天联合接管了国家权力，并继续执行沙立的“泰式民主”政策。然而这种体制具有高度的静态稳定性，在泰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其缺乏弹性的层级结构未能对多元政治力量的发展作出及时调适，从而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在他侬─巴博统治后期，明显受到保皇派、曼谷政商集团及外府政治势力的压力。1968年，在各方力量的施压下，他侬政府颁布《政党法》，解除党禁，学生政治运动随之兴起。军方对学生运动镇压的“10·14”事件也促成了他侬─巴博集团的倒台。“泰式民主”体制瓦解后，各派力量竞相发展，以拉玛九世为代表的王室在韬光养晦多年后，日渐崛起为一股能平衡各派势力的独立政治力量。在炳·廷素拉暖执政时期，拉玛九世两次出面化解针对炳的军事政变和政治攻击，国王的威望和政治影响力快速提升，逐渐形成“国王领导下的民主”模式。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泰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军人集团的政治影响力日渐衰落。曼谷政商集团联合外府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泰国政治舞台。1988年，差猜·春哈旺上台组阁，成为1976年以来的第一位民选总理。尽管军人集团在1991年再次发动政变，试图挽回颓势，但终因城市中产阶级的民主化运动抵制而失败。虽然此时军方仍是活跃在泰国政坛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军人主政已遭到社会的普遍抵制，军人不得不退居幕后，开始与保皇派结合，以间接方式影响泰国政局，泰国政治基本实现由“武治”向“文治”的转变。 其次，泰国抓住二战后有利的国际形势，有力地推动了泰国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于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泰国而言，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它给泰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严重的破坏性影响。为应对此次危机，泰国政府取消了人头税、工资税，加强对农业信贷的支持，特别是在1932年5月放弃金本位制，极大地刺激了泰国的大米出口。政府收入从1932—1933年的8000万泰铢增加到1938—1939年的1.18亿泰铢。在披汶·颂堪的第一个任期内，泰国政府执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组建国家公司在大米贸易中与华人竞争并实际控制了食盐、烟草、石油和猪肉行业，从而使国有企业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尽管泰国在二战期间保持了相对独立，但受战争的影响，进出口停滞、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泰国经济在战争结束前夕已经处于崩溃边缘。 二战后初期，泰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亚洲的热战和冷战。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极大地促进了泰国大米、橡胶及锡等初级产品的出口，为战后经济的恢复提供了契机。美国对泰国的战略定位是其经济得以快速恢复的外部因素之一。披汶·颂堪在第二次执政时期，坚定奉行亲美反共的外交政策，而美国则将泰国视为在东南亚地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稳定力量，进一步加大了对泰国的援助力度。在1951年至1957年间，美国向泰国提供了总额达1.49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以及2.2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政局的稳定和合理的经济政策是泰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在原因。在沙立·他那叻和他侬·吉滴卡宗执政的15年间，泰国政治局势维持了相对稳定的态势。尽管沙立本人不懂经济，却任用了一批经济学家来治理国家。1958年，泰国着手对经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实现了从国有企业主导工业发展向私营企业主导的重大转变。同时，经济发展模式也由“进口替代”策略转变为“出口导向”策略，充分发掘并利用了本国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此外，泰国还通过实施五年经济开发计划来有效调控经济发展的节奏。在1960年至1973年间，泰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7.6亿美元增至108.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7.67%。尽管与世界同期众多发达国家相比，泰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并非特别突出，但不可否认的是，若没有沙立─他侬时期所奠定的坚实的工业化基础，泰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实现飞跃式发展将难以想象。 这一时期，泰国社会领域的现代化进程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其一，农村的贫困状况有所改善。自沙立执政以来，政府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了乡村地区的发展。高速公路网络、灌溉系统以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得以在农村地区广泛推广与应用。即便是人口最为密集且贫穷的东北地区，也逐步显现出积极的变化迹象。其二，泰国的城市化进程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相较于其他国家，泰国的城市化进程起步较晚且起点较低，但自20世纪70年代起，其发展速度明显加快。据统计，1960年泰国城市人口约为523.2万，而到了1970年，这一数字已增长至747.6万，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91%。至1990年，泰国城镇人口更是激增至1625万，这一阶段的年平均增长率进一步提升至4.65%。与此同时，泰国的城市化率也从1960年的19.67%提高到了1990年的29.42%。其三，学生接受高层次教育的比例大幅提升。在1960年至1980年间，高中毕业生的人数增长了4倍，大学生的数量也从不足1万人增加至近10万人。值得注意的是，男女接受教育的比例在这一过程中保持了大致相当的水平。教育的普及与城市化的发展相互促进，共同为泰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尽管泰国在社会领域的现代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诸多严峻的问题。工农发展与城乡发展的极度不平衡便是其中突出的问题之一。20世纪60—80年代，泰国实行了“以农扶工”以及“重城市、轻农村”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虽然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地区特别是曼谷及周边地区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却严重抑制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导致地区和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成为泰国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多元政治格局下泰国现代化的挑战与机遇
1992年以来，泰国政治权力结构历经多次分化重组，军方、王室及保皇派、地方势力与政客集团、城市中产阶级，以及新兴资本集团和底层农民等多重力量交织缠斗，共同勾勒出泰国错综复杂的政治图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他信·钦那瓦为代表的新兴资本集团的崛起，对泰国政治权力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期，政府更迭频繁，导致政策缺乏连续性，经济稳定和外资信心因此受挫。然而，政局变动亦催化了社会观念的演进，民主、法治等现代价值观日益深入人心，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社会现代化的步伐。
首先，各派力量经过多轮博弈，泰国政坛呈现多元、动态平衡的格局，有望形成具有泰国特色的政治现代化模式。 自1992年起，泰国政治权力结构趋于“碎片化”，各政治派系在国会与政府展开激烈博弈，进一步暴露了政府的低效与腐败。在各派力量特别是城市中产阶层的推动下，泰国于1997年颁布第16部宪法。该宪法最重要的变革之一是将代议制民主转变为参与式民主，即参众两院均由民选产生。这部宪法因其起草过程中的参与性、对人权的支持以及在政治改革方面的进步而受到国内外的赞誉。 然而，令各派政治力量始料未及的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他信·钦那瓦为代表的新资本势力采用民粹主义路线，在泰国政坛迅速崛起。2005年泰爱泰党大选获胜，他信成为首位连任的民选总理，彻底打破了传统权力格局，遂引发军方、王室、官僚、政商集团及地方政客的联合抵制。2006年，军方发动政变后，泰国政治格局逐渐分化为“黄衫军”与“红衫军”两大对立阵营，政治动荡持续不断。至2014年，陆军司令巴育·占奥差将军再次发动政变并接管政权，军队试图扩大权力范围并增加预算开支，引起社会各界广泛不满。2023年大选后，左翼的前进党虽领先，但国会最终推选趋向中庸路线的为泰党的赛塔·他威信出任总理，组建了一个涵盖政治光谱各端的11党联盟政府。然而，赛塔因任命有争议人物入阁而被宪法法院解职。随后，国会选出他信之女佩通坦·钦那瓦接任，成为泰国第31任总理，标志着政治权力实现代际更迭。 这一系列事件深刻反映出泰国政治权力碎片化、派系斗争激烈及民主制度的脆弱性，同时也揭示了泰国政治发展的三个新特点。一是底层民众被广泛动员参与政治建设，对泰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信系”政党借助先进的选举营销策略、互联网技术和大众传媒，深入农村和基层进行广泛宣传和社会动员，碎片化、分散化的个体农民和城市贫民被整合成认同感一致的群体，草根阶层登上政治舞台，开始对泰国政治权力的分配格局产生实质性影响。二是各派政治力量展现出自我克制与相互牵制的态势，力求避免“一家独大”的局面，为泰国从威权制民主向协商式民主的转变提供了有利条件。军方虽两次发动政变，但并没有恢复军事独裁统治，也没有尝试通过武力将“他信系”政党从泰国政坛彻底清除。相反，军方选择通过修宪的方式来防止出现“一党独大”“赢者通吃”的局面。同时，“他信系”总理尤其是佩通坦·钦那瓦上台后，虽有意通过修宪来巩固自身权力及防范军事政变，但在其修宪提议遭遇执政联盟内部反对后，决定暂时搁置修宪计划，以避免内部矛盾激化，导致局势失控。三是受军方和王室影响的宪法法院在政治变革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近年来，泰国已有三位“他信系”总理被宪法法院解除职务。尽管宪法法院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参议院控制下的机构，且被看作是军方和国王的代言人，但相较于军事政变而言，这种在宪制框架内进行的政权更迭仍可视为一种政治上的进步。综上所述，经过多轮博弈与分化组合，泰国各派政治力量在斗争与妥协中不断探索，有望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协商式政治现代化道路。 其次，在“经济全面自由化政策”受挫后，泰国在“充足经济道路”和“他信经济道路”之间进行探索与整合，有望构建一种新的泰式经济发展模式。 泰国经济在1988年至1996年间经历了一段快速增长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繁荣既得益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和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的产业转移，也源于泰国自身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加速经济自由化的步伐。然而，过度依赖外资和国际市场，加之政府调控能力的局限，使得泰国经济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脆弱性。尤其是1992年泰国实施金融自由化政策后，资本过度流向非生产性领域，最终引发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此次危机不仅对泰国经济造成了重创，也深刻影响了其社会结构与发展模式。 2001年他信·钦那瓦的上台，标志着泰国经济政策的重大转折。他信倡导“出口导向，刺激内需”的双轮驱动策略，一方面通过多元化海外市场布局分散全球化风险，另一方面注重国内市场的开发，特别是通过基层信贷、“一村一品”、“30泰铢普惠医保”等计划激活农村经济，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带来的社会矛盾。他信政府还推行了一系列行政和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如提升官僚体系的效率，国企私有化，强化投资、消费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效地促进了泰国经济的复苏。 1997年经济危机的教训促使泰国深刻反思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进而重拾拉玛九世提出的“充足经济”理念。这一理念强调在保持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上，通过内生动力促进经济发展，旨在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双重目标。巴育政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工业4.0战略、东部经济走廊计划、交通基础设施升级及数字基础设施计划，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体现了对“充足经济”原则的继承与发展，也彰显了泰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寻求自主发展路径的决心。 近年来，无论是赛塔政府的短期经济刺激措施，还是佩通坦政府的一系列即时与中长期政策和规划，均显示出泰国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连续性与创新性。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革新派，均比较重视农民及中小企业利益，并在此方面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这预示着泰国政治力量在经济发展路径上的分歧正逐步缩小。泰国正在“充足经济”理念的指引下，汲取他信时代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探索一条既符合自身国情又能有效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新经济发展模式。这一过程不仅关乎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更在于帮助泰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探寻并确立公平与效率、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之间的平衡点。
四、泰国现代化的演进逻辑与历史启示
泰国的现代化属于“外源型”现代化，是在英法殖民扩张和威胁的背景下被迫启动的现代化。与英法等西方国家依靠内部积累、自下而上、渐进式发展起来的“内源性”现代化不同，泰国的现代化是一种自上而下、政府主导、发展曲折反复、过程充满剧烈动荡的现代化，其发展过程既遵循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演进的一般规律，又有其独特的发展逻辑。 政局稳定是泰国现代化的前提。现代化通常被视为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社会变革过程，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的深刻变化。在此过程中，政局的稳定至关重要。亨廷顿论及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时曾指出：“没有稳定的权威，现代化就无从谈起，现代化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建立强大的、为人民一致接受的政治权威。”泰国自1932年以来，虽历经20次军事政变，但多数政变过程相对平和，流血事件较少，尤其在推翻文人政府时更为明显。政变成功者通常不会采取极端暴力手段，失败者往往得以流亡国外保全性命。2006年后，尽管“黄衫军”与“红衫军”之间出现对峙，并数次引发流血冲突，但从全国层面来看，政变并未导致泰国社会陷入全面动荡和混乱，经济亦未出现严重衰退。政局的总体稳定不仅为泰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环境，也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有序的管理和指导。 妥协与和解是推动变革的重要因素。自1932年以来，泰国政治权力结构经历了披汶·颂堪时期的军人独裁、沙立·他那叻时期的军人—王室联盟、炳·廷素拉暖时期的军人—王室—政党共治、他信·钦那瓦时期的“一党独大”，以及当前的多党联合执政模式，政治权力格局逐渐趋向多元化。此过程是各派政治力量不断进行斗争、妥协与和解的结果。在2023年大选中，泰国最终选择了“在保守中激进，在激进中保守”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和解之路。赛塔及之后的佩通坦联合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泰国民主政治又迈出了新的一步，各方势力共同努力，推动泰国民主政治继续向前发展。 文化与宗教的传统在泰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泰国虽已有九十余年的政治民主实践，但王权在民众的社会思想观念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从泰国现代化的历程来看，尽管形式上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但实际上政治权力结构复杂多变，政变频发，政府更迭频繁。在此背景下，国王成为各方势力间的平衡者，通过政治干预来防止任何单一势力过度强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泰国的政治稳定。同时，作为国教的佛教对泰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佛教所倡导的忍耐、宽容和内敛精神，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佛教的转世轮回、因果报应等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泰国社会对新思想、新观念的接受，从而影响了泰国现代化的进程。 在审视泰国现代化进程时，以下三点启示尤为值得重视。首先，尽管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不是唯一的，但也并非无限多样。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世俗教育的普及以及社会公平公正的推进，是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普遍要素。这些要素相互关联、互为支撑，共同构成了通往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其次，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均呈现出独一无二的特质，这源自各国独特的发展基础、历史传统、资源禀赋及时代机遇。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各国现代化进程的独特轨迹。因此，在现代化征程中，盲目照搬他国模式实非明智之举。各国应立足于自身实际国情，深入探索符合本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以期实现可持续发展与长期繁荣。最后，泰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各国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应坚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原则，广泛吸收全球文明成果，推动本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与创新发展。
